庄浪历史文物综述

文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见证，是一个民族悠久历史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反映了古代先民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无穷的聪明才智。庄浪属华夏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西汉时境内设有基层行政建置，是我国西部文化起源较早的地区，同时又属甘肃省较早成立文物机构的文物大县。经调查境内共有古文化遗存达600多处。馆藏有数千万年至数万年的古动物化石，有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和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玉器、骨器和陶器等史前文物，同时藏有各历史阶段的珍贵文物和标本资料计6000多件，其中有国家一级文物47件，二级文物199件，三级文物654件。现择其精华，作如下综述。

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庄浪徐、李碾村、良邑村、郭堡村一带的山坡上，农民在修建梯田中发现了大面积的古生物化石，人们误认为是“龙骨”、“龙齿”，传为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而大量的乱挖滥采，致使这些珍贵的化石标本惨遭破坏。县馆收缴的良邑乡良邑村拴马窑出土的“剑齿象臼齿化石”，长27厘米，宽11.5厘米，它属于地质史上的第三纪时期，距今约二百至四百万年，在南坪乡唐家山村出土的鹿角化石，长77厘米，这件鹿角属第四纪中更新世时期，距今约一百万年。2005年在良邑乡杨王村大坪山红土层中出土的“古象腿骨化石”（见图2-1），长75厘米，直径16厘米，为中更新世时代，距今约六十万年左右，2004年在柳梁乡蒙家大庄村鸽子沟距地表约15米处断崖上发现的2只弧度长90厘米，角基部最大直径为15厘米的牛角化石属我国最大的原始野牛角化石（见图2-2）。为晚更新世时代，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二至三万年。另外还有大量的鬣狗、羚羊、披毛犀、三趾马、羊、兔、鼠等动物的骨骸和牙齿化石等，表明了该地域古地理、古环境、古气候的变迁和古生物的进化。

二

“庄浪人”的起源日前发现较早的是南湖镇南的双堡子沟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旧石器和一块人类头盖骨，经考证为二万七千年的旧石器晚期智人，佐证了庄浪在远古时期已有人类活动和繁衍生息的踪迹。进入新石器时代，庄浪先民在这里的活动更为频繁，这从距今六、七千年的“仰韶文化”遗址和金石并用时期的“齐家文化”以及相当于商周时期的“寺洼文化”等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石器、骨器和玉器等实物中得到证实。陶器制作就地取材，它是泥与火的结晶，陶器的发明在人类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陶器的起源也是判断人类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庄浪大地上,古代劳动人民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生存本能，在日常生产和生活当中，创造了无数令我们为之折服的手工艺术精华，这些曾经为庄浪先民日常的生活用品和陪葬品，跨越了数千年的时空，记载着庄浪深厚的历史文化。

庄浪县在全国新石器时代区条的划分中，属黄河中游渭河流域豫西和晋南地区的文化区系。境内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埋藏丰富，并自成体系。普查发现这一时期遗址180多处，主要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石岭下类型等，主要分布在县境的葫芦河、水洛河、庄浪河沿岸沟岔低处，这些遗址遍布水洛镇、朱店镇、万泉镇、阳川乡、南湖镇、良邑乡等县境大部分乡镇，其中朱店、万泉一带与著名的秦安大地湾文化遗址相邻，文物工作者曾数年对朱店镇吴家沟遗址进行考察，对该遗址所出土的大量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彩陶片研究认为，与大地湾二、三期的文化类型相一致，并得到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原主持大地湾发掘带队人郎树德等专家的肯定，由此可一窥其发展渊源。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几何纹彩陶钵”（见图2-3）：2000年出土于朱店镇吴家沟村仰韶文化遗址，质地红陶质，口径18厘米，高7.3厘米，上绘墨线三角几何纹，又称变体鱼纹，陶钵泥质细腻、打磨光滑、所绘纹饰简洁大方，内涵丰富。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蒜头口葫芦形彩陶壶”造型端庄得体，取法自然，葫芦瓶造型寓有“繁衍子孙”的内涵，充分展示了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对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同时也体现了艺术造型来源与生活、用于生活，它是先民们对于生活的理解和语言的表达。“仰韶文化”是由瑞典人安特生于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半坡类型”为其代表。它是一种以原始农业为主要社会经济生活的氏族社会文化，他们饲养家畜，烧制陶器，有定居的村落和集中的葬地，并通用土葬。在庄浪已发现半坡类型遗址有25处。另外在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洞门遗址”北部灰层中发现的一处灰化粟窖标本，属我国最早的农业旱地作物，表明了庄浪地区气候湿润、土壤肥沃，植被茂密的原始生态环境和庄浪早期人类生产生活的见证。

“马家窑文化”首次发现于我省临洮县马家窑遗址，据今五千年左右，这一文化遗存于“仰韶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又有明显的差别，它是承袭“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类型，并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此上又称为“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堪称世界奇葩，在庄浪地区这一类型主要分布在葫芦河两岸的阶地上，所出彩陶以平行线纹、旋涡纹等器物为主。1992年岳堡乡张家咀村出土了一件马家窑类型平行线纹双耳瓶（见图2-4），为国家一级文物。器身绘黑彩平行线纹和勾形纹，耳下为水波纹和连弧纹。制作精美，属典型的仰韶文化晚期马家窑类型彩陶之珍品。除以上这些遗址之外，还通过发现的几处粟窑和墓葬中的陶器，都证明了此时以原始农业为主这一共性，同时兼有手工业、纺织、狩猎等生活习性，他们烧造陶器，主要用来盛储谷物和存水，一些大型陶器能容粮食七、八十斤，反映了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磨制石器主要用作生产工具，如石刀、石斧、石铲之类，加工精细、刃口锋利。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庄浪先民辛勤劳做，征服自然，崇尚生活的精神风貌和文明的传承。

三

随着渭水文明的发展进步，庄浪属夏、商、周三代时期的“雍州之域”，游牧和聚居着昆吾、  狁（或戎狄）等少数民族，通过考古发现的庄浪“齐家文化”遗址和“寺洼文化”墓葬，有专家以为“寺洼文化”是“先周文化”，因秦的发祥地秦亭在今张家川回族自治区，距庄浪东南部仅有十多公里，由此庄浪地区即是青铜器时代的发祥地之一。

“齐家文化”是以冶铜业的发展为重要特征的一种金石并用时期文化，是在我省广河县齐家坪村首次发现而得名，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代。庄浪境内的齐家文化遗存相当丰富，经调查有126处之多，县博物馆藏有齐家文化陶器千余件（见图2-5），其中不乏精品。最具代表性和规模的南坪乡刘堡坪遗址，面积约3.2万平方米，现馆藏的典型器物有：双大耳罐、三耳罐、双联罐、篮纹带流盆、响铃豆、人足罐、高领袋足鬲等。刘堡坪遗址出土的一件夹砂“蛇纹双耳罐”，腹部至底饰有四组竖线和一条弯曲的蛇纹，此器与广河齐家坪出土器物相一致，成为刘堡坪遗址的断代器。1975年出土于韩店乡西面源头的齐家文化龙纹镂空响铃陶罐(一级文物），为细泥质红陶，慢轮制作，通体磨光，通高14.8厘米，口径9.5厘米，敞口，高领，折腹、平底。在肩部用阴线刻画有蛇形龙纹缠绕其间，龙为蛇首，细长身、卷尾，龙身刻箭矢状鳞纹，刀法排列有序，整体线条流畅秀丽，刻画自如，形体优美。该纹饰为齐家文化陶器中以蛇形为其主体的龙形纹饰。有对称的四个折带条形孔，在罐底中间又镂刻对称的三个向心三角形和一个圆孔，更为奇妙之处是将罐内隔开为上下两层，上层可用来盛水，下层内置有陶丸两只，摇之有声，清脆悦耳，不盛水和装水后声音各异、妙不可言。这件独具匠心、别具一格的奇特陶器，融线刻、镂空、实用与赏玩为一体，精美绝伦，它是研究齐家文化陶器中龙的演变及制陶工艺的珍贵实物资料，属齐家文化陶器之珍品。齐家文化玉器馆藏有40多件，其中有一级文物玉璧、玉琮、玉圭（见图2-6）、玉镯、玉斧等5件玉器工艺先进，造型优美，保存完好。1974年出土于良邑乡苏苗塬村的大玉璧，器呈扁平圆形，直径22厘米，好径6厘米，厚1厘米，为淡黄色玉质，整体浑圆厚重，光洁细腻。同年在白堡乡野狐湾村出土的一件齐家文化玉琮，为和田青玉质，通高6.7厘米，宽7.2厘米，孔径6.7厘米，其形内圆外方，中空，两端有射，孔大壁厚，玉质温润莹泽，沉稳厚重。一同出土的玉圭，呈长方体，平首，单面刃，尾端两侧为束腰形，中有细小圆孔，玉圭一面中部磨制两组各四道减地凸棱直线纹，平首方正，另面光素无纹。长29.5厘米，宽11厘米，厚0.4厘米。该玉圭大器尊贵，平直轻薄，应属大圭之列，显示了齐家文化玉礼器制作工艺的高超技术。

1958年省考古队在我县水洛乡川口柳家村发掘清理了一座寺洼文化墓葬，《考古》杂志1963年第一期报道后，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北京大学曾编入了考古教材。另外70年代又相继在朱家大湾壑岘嘴、徐碾狮子洼、良邑李家嘴等八处墓葬区，发现该文化遗存，其中三处所出土陶器为单马鞍口罐和双马鞍口罐共存。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泾渭考古队对徐碾狮子洼进行了科学发掘，共揭示墓葬104座，随葬品有陶器、绿松石、玛瑙珠等饰件和青铜兵器等文物2000余件，并有殉人出现。这一现象类似商、周时期，表明此时已进入了奴隶社会，有学者认为寺洼文化与氐羌族有一定的联系。1983年，该地出土了一件“铃首铜短剑”格外引人注目（见图2-7）。这件不同寻常的短剑，通长24厘米、宽2.5厘米，剑身扁平，中脊突棱；柄呈折曲绞索状，中有隔档，柄首镂空，内置铜丸，摇之清脆悦耳。格手为扁平斜齿。短剑系一次铸就，形状独特，1996年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该剑为典型的鄂尔多斯式铜剑，又名“直刃匕首式剑”，它属于北方系青铜文化主要组成部分，因其形状别异而独具北方游牧民族特色。此剑即为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攻战、游牧、狩猎生活的实物见证。

四

春秋战国时庄浪族属应为西戎八国之乌氏戎，这一观点可以从县境出土的大量属北方系青铜文物得出结论。1975年在韩店乡西关村西面塬遗址，发现了一座战国墓葬，出土有兵器、骨镞、金环等文物。其中的一件春秋晚期“鸟兽纹青铜戈”（见图2-8），是用含锡高的金属在其表面复合装饰有凤鸟纹和瑞兽纹，凤鸟上下缠绕相依，凤鸟扬冠、环目、勾喙、曲颈；瑞兽作爬伏状，立耳、昂首、曲肢、卷尾，这一纹饰采用剔刻手法在锡底上刻绘出鸟兽图形，另外用阴线勾勒和锥刺出细小圆点以增强纹饰的美感和质感。这件青铜兵器在铸造过程中用调整含锡量的不同来增强其坚韧和抗击性，从而使兵器质柔且坚，不易断裂而尽显其杀伤力。戈是古代特有的一种长柄冷兵器，它能够大范围内挥击，能勾能啄、可推可掠，尤为适宜在战车上进攻时使用。自战国以来，匈奴族在蒙古高原崛起，经常南下骚扰和掠夺，庄浪地区深受其害。1999年韩店乡西关村西面塬又出土了一件“战国青铜矛头”，铸造精良、刃口锋利，矛头两侧有多处撞击痕，表明是一件实战兵器。

2004年6月，朱店镇吴家沟一砖厂取土时，发现了一处大型战国墓葬，出土了一批鎏金和错金银青铜器、玉器等大量珍贵文物共计146件，经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该墓葬属战国时期的贵族墓葬，从所出土的大量鎏金和错金银文物证明，具有很高的规格和等级，其中有国家一级文物1件，二级文物13件，三级文物22件，部分文物国内罕见。这些文物已成为研究庄浪战国时期历史和战国丧葬制度以及墓主人身份、青铜器铸造工艺等珍贵的实物资料（见图2-9、图2-10）。

五

自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汉时期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是庄浪地区的繁荣时期，县内设有行政建置水洛亭、受渠亭，在县境有汉代遗存多达100多处，墓葬50多处。南湖王家高房坪现有汉墓6处，属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水洛北塬有汉墓达10多处，这些墓群多有封土，砖室墓有子母砖，楔形砖，打磨砖，一些墓内有耳室、金刚墙、墓道。所出文物主要有盘口灰陶罐、灰陶灶、釉陶壶、博山炉、彩绘灰陶钫，彩绘陶鼎以及青铜钫、铜鼎、铜灯、铜镜、兵器、钱币、律权（衡器）等。反映了两汉时期庄浪的社会状况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

1980年永宁乡苏家河湾村出土了一件新莽时期尚方博局四神纹铜镜（见图2-11），为青铜质，圆形，直径18厘米，缘厚0.6厘米，重900克。该铜镜图案分为内外两区，框内排列交错等分12乳钉纹，间以篆书“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铭文。在外区的双线环带铭文内侧，环绕八个“L”形纹饰，其中四个与“T”相向，另外四个与双线方框的四角相对，将铜镜的内区分为四方八等分，上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神兽瑞鸟各居其间。在外区的双线环带内饰有“尚方作竟（镜）真大好，上有仙人知不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遨四海，寿如金石之国保，大富昌亨牛羊兮”42字铭文。此面铜镜，铸造精美，完好如初，至今光洁可鉴，充分体现了汉代铜镜的图案设计、铸造工艺和人文思想观念及其审美情趣。

刘庙乡米面洼汉墓出土有一件绿釉陶灶：长方体，高9厘米，长30厘米，宽20厘米，在其灶台上模印双釜，一侧有火门，灶面四边装饰直线网格纹，灶模压鱼、刀、叉、勺、铲、火勾等主要食物和灶具。这种灶台是汉代先民用来为亡人陪葬的明器，但从所蓄含的信息折射出，庄浪在汉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习俗以及丧俗礼仪，这些灶具用品，与我们传统灶具没有多大差异，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还是沿袭和继承了古人的传统与习惯，它是二千多年的先民们生活模式的一个缩影。另外，通过县内出土的汉代石磨、石杵、铁犁铧、铁耙、铁铲、铁锅、灰陶器等大量文物，足以证明庄浪西汉时期文化发达，人口众多，是汉王朝控制的重要区域。

六

庄浪地处“丝绸之路”东段的北道，是贯通中西的陆路大道和军事要冲。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大动荡、大分裂的时期，也是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朝代更迭、战乱不息，人们为寻求精神寄托，因而佛教被广泛传播，凿洞窟、雕佛像、译经文作为人们换取来世幸福的心理慰藉。庄浪石窟始凿于西秦，盛于北魏，县境已发现各类石窟18处，最为著名的是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云崖寺、陈家洞石窟”。

云崖寺石窟位于庄浪县韩店镇东南关山之中，属古丝绸之路南端分支古道的驿站。石窟分布在云崖主峰长约300米，高约80米的悬崖峭壁之上，洞列三层，共有窟龛19处，石造像20尊，泥塑72尊，壁画14平方米，另有碑刻、题记等。石窟始凿于北魏，经西魏、北周、唐、宋、元、明、清历代开凿，形成了以云崖寺为中心，周围五公里范围分布红崖寺、竹林寺、大寺、西寺、乔阳寺、金瓦寺、佛沟寺以及木匠崖、三教洞、殿湾、店峡等石窟群。该石窟6号、7号石窟保存最为完整，尤为众多明代彩绘泥塑塑造逼真，形神兼备，其精湛的造型艺术国内罕见。

陈家洞石窟位于庄浪县通化乡陈堡村东龙眼山悬崖上，开创于北魏晚期，窟群分布在长100米，高60米的崖壁上，现有洞窟9座，清代至民国时期碑刻6通，金代“天德四年”和“泰和年”题记2处，在河床北岸有北魏摩崖造像3尊，唐代残塔1座。其中三尊造像雕于高5.5米，长5米的灰砂岩巨石之上，三佛均为立式，着通肩袈裟，胸前结带，外露僧袛支，大衣前摆下垂，衣袖宽大拖于腿下，衣纹呈弧形层次，下着密折长裙，赤足立于莲台之上，佛像高肉髻，面相方圆，双目微睁，笑态可掬，分别为迦叶佛、释迦牟尼佛和弥勒佛。在佛像背光外雕有小坐佛13尊，整体造像气势宏伟，雕刻精美，造型生动传神，堪称石刻艺术中的珍品，具有典型的北魏晚期风格（见图2-12、图2-13）。

县博物馆藏有这一时期的石雕佛造像碑20多件（见图2-14），其中在省博物馆调展的良邑乡李家咀宝泉寺1974年出土的北魏五级“卜氏”佛造像塔国内外著名，造像塔共五级，通高1.76米，呈梯形叠放，四周雕刻“乘象入胎”、“树下降生”、“七步生莲”、“九龙灌顶”、“逾城出家”、“白马还宫”、“摩顶受戒”、“涅槃”等佛本生的故事和佛传故事，人物雕刻栩栩如生，神态各异，构思严谨，刻工细腻。表现了高超的雕刻艺术水平。近年来，文物工作者对良邑乡李家咀“宝泉寺”这一地方进行考察，从当地收缴到北魏佛造像碑三件，其中的一件“飞天菩萨造像碑”和二件“双面佛造像碑”因其独特的造像风格和精美的造型艺术以及流畅的线条美感。使人由衷的感受到哪些雕造佛像的工匠们的无限虔诚和倾注的全部身心。

七

自隋代统一全国后，设陇右牧，庄浪境域成为牧马之地，至唐中叶归吐蕃。唐武德后，庄浪地区为牧监区，设南使所辖之水洛坊，南使之马，号称龙种，名曰“汗血马”，南使每年为朝廷输送优良军马万匹以上，为唐代军队建设和国家强盛立下汗马功劳。反映隋代军事体材的文物为：1974年阳川乡刘家湾村民在葫芦河东岸的曹家塬挖地时发现了一批铜虎符（见图2-15），博物馆收缴回其中14枚。这批虎符为青铜铸造，原来鎏金已脱落，符呈立虎状，长6.5—7厘米，高4.5—5厘米，重42—51克，形状大小略异，铜质精良，均为左半部分。在这些虎符正面，均阴刻有楷书“清水府”、“甘松府”、“河阳府”、“安亲府”、“渭川府”等14个府的地名；阴面有“左武卫”、“左骁卫”、“左屯卫”和“右御卫”等8卫；在背脊合缝处还刻有小篆“右御卫铜虎符之三”“左武卫铜虎符之四”等八个半侧字，可与右半部分扣合验证。这14枚虎符铭文，是隋代“府兵制”的史证，属隋大业三年以后的产物。大业三年以后府兵名称开始制度化，各地的鹰扬府名前必衔以卫，隋炀帝建立了12卫16府。庄浪出土的这14枚虎符中就有8卫14府。

“府”与“卫”是隋代府兵制的编制，而“清水府”、“甘松府”、“河阳府”均为甘肃省境内的地名。“清水府”即今清水县，“河阳府”即今秦安县陇城乡，因此，这里的“府”只是兵制下的军事单位。省博物馆研究员祝中嘉先生研究认为：“庄浪地处泾、渭之间的葫芦河流域，六盘山主峰之一关山雄峙其东，隋时属成纪县境，乃古丝绸之路重要支道所经地带，今县治所在地即古代著名的水洛城，自汉至宋一直是甘肃东部的军事重镇，创建府兵制的宇文泰就曾在该地指挥过战斗。面临强大的突厥族军事威胁，隋政府颇关注西北边防及西域之路的开通，因此，在庄浪地区设置府兵驻防点，是形势所需的举措。”

另外唐代的文物为瓜棱白釉罐、錾花银盏、海兽葡萄铜镜等，其中有“铜莲台托盘长柄行灯”，通长35厘米，托盏高6.5厘米。行灯由灯盘、托座、长柄三部分组成，灯盘为宽平沿，直腹圜底，托座为双层莲瓣，喇叭状高圈足，宽带形长柄。此灯可置可挂，与敦煌唐代壁画所绘行灯一致，属唐代佛教用品之珍贵文物。水洛川口柳家村于1976年出土的一只“鎏金镶水晶带扣”，厚2.5厘米，长5.8厘米，宽4.4厘米。黄铜质鎏金，呈圆角方形，背面一端突起桃形帽钉，一端有长方钮，正面镶嵌纯净水晶，背面錾团花卷叶纹，鎏金光灿，富丽华贵。

八

宋金是庄浪历史上比较辉煌的时期，素有“水轮银铜之利”称谓，境内有这一时期遗迹达139处之多，埋葬有北宋名将刘沪之墓和南宋抗金名将吴玠之墓，历史底蕴深厚，文化积淀丰富多彩，县城曾发现宋代瓷器和铁器窖藏2处，古钱币窖藏2处。宋金遗物出土较多，典型的国家一级文物为寺坪塬出土的：北宋定窑刻花瓷盘（见图2-16）、宋耀州窑碗（见图2-17）、宋景德镇窑影青婴戏牡丹纹碗（见图2-18）、金代磁州窑琉璃方炉、黑釉刻花梅瓶、金代磁州窑虎枕（见图2-19）等珍贵瓷器和大量的宋代铁器，这些铁器多为生活用品和自卫性武器，其中的铁大刀、铁朴刀（见图2-20）、铁手铐因其罕见亦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从这些文物可以看出宋金时期庄浪的商贸兴盛和人民生活水平。

宋代碑刻为2000年5月在韩店乡西门村古聂城墙下出土的一通北宋嘉祐五年（公元1060）“大宋王家城新建城隍庙之记”石碑，碑高185厘米，宽88.5厘米，厚16厘米，红砂岩石质。碑首呈拱形，碑身呈长方形，碑沿阴刻缠枝花草纹一周，碑阳首有楷体阴刻：“大宋王家城新建城隍庙之记”，下刻“皇宋王家城城隍庙碑铭”，全文749字，碑阴有王家城、结宗堡、水洛城三地名和29人姓名，其中标明进士的有1人。这通极具历史研究价值的石碑，祥细记载了刘沪将军修筑水洛城时“百堵偕作，一呼而就”、“太平无象，众志成城”的群情激昂之势和刘沪深得民心的崇高威望，抒发了庄浪的大宋臣民对将军的怀念和深厚情感，碑文中所提到的许多史实以及庄浪及周边地区的地名等，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添补了庄浪宋代文字记载中的许多空白，对于研究庄浪宋代的历史和刘沪将军修筑水洛城的史料，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2005年9月，庄浪县城郊王家庄子村北二郎山发现北宋释迦院佛塔地宫，从中发现一具距今921年的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瘗葬佛骨石棺（见图2-21）。石棺灰砂岩质，雕刻精美，肃穆典雅。主体由棺盖、棺身和底座三部分组成。石棺前高后低，棺首部略宽，通高90厘米、宽45厘米，须弥座长100厘米，宽65厘米，总重约400公斤。石棺通体施黑彩，上刻佛像、武士、花卉等纹饰，阴刻铭文计122字，详细记载了大宋元祐元年瘗葬佛骨石棺的经过。宋代纪年佛骨石棺是庄浪早期佛教文化的见证，为研究宋代佛骨石棺的形制、质地以及制作工艺和瘗葬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九

元、明、清时代是封建社会走向崩溃的阶段。元初设庄浪路这个重要的军事建置。县内有著名的达舍堡和牟旗堡遗址，属元代军事设置。馆藏的一件兕皮头盔，为雌犀皮模压制作，上烙锡条图案，缀饰已失，周有四孔，顶端有孔，间饰云纹、四圆圈纹以及联珠纹、乳钉纹等，盔高23厘米，口径37.5厘米，制作精细，为元代军事装备的实物见证明。明时降路为州，清沿明制，庄浪地瘠民贫，遗留文物以瓷器为多。元代的瓷器馆藏有“黑釉刻花瓷缸”、“褐釉鸡腿瓶”、“酱釉敛口碗”、“梅花纹碗”、“单耳黑釉瓷罐”、“四系酱釉扁壶”等，这些元代瓷器多为出土之物，并且这些四系扁壶、鸡腿瓶等多为行走穿戴时用来盛水、盛酒之用，笔者以为这于当时的庄浪路特殊的军事建置，驻有大批的蒙古直系军队或色目人军队的遗留有关。自成吉思汗灭西夏，占领县地，太宗二年（1230）窝阔台时置庄浪路，庄浪河流域的经济发展从元代的始兴到鼎盛，直至明清时的衰落，在这700多年的沧海桑田和日月更替过程中，曾留下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文物珍品，见证着历史的变迁。

明代的瓷器馆藏的一件“黄釉狮首耳瓷炉”，器呈钵形，侈口，垂腹、矮足，腹饰双狮铺首。通体施米黄釉，釉有冰裂纹，圈足内为“大明成化”蓝釉款识，胎骨坚硬缜密，造型沉稳大气，属明成化瓷中之珍。另外有青花瓷、五彩瓷均属这一时期典型瓷器。另外馆藏有铁制头盔、铜镜。纸质文物有明版《宋史》等古籍善本，其中馆藏的一套明肃府本《淳化阁帖》为清顺治时期拓本，全套共10册，并附有目录和释文一本，每册均用桐木板作护封。该拓本长31厘米，宽20.5厘米，拓印精细，装裱工整，保存完好。卷首有“历代帝王法帖第一”、“汉章帝书”字样，第十卷后有明代肃世子、张鹤鸣等人的题跋。全书收入历代帝王、名臣和书法家108人的墨迹约420帖，计10卷。其中：卷一为历代帝王法帖，收入自汉至唐19家帝王的亲笔书法；卷二至卷四为历代名臣法帖，收入自东汉至唐代67家的书法作品；卷五为诸家古法帖，收入自仓颉至张旭等17家的书法；卷六至卷十为王羲之父子书。卷帙内容浩繁，篆、隶、楷、行、草各体俱备。《淳化阁帖》是北宋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敕修的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名家书法集帖，是由侍书学士王著加以编选，编刻于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因编次于淳化年间和深藏禁宫密室，因而又称《淳化秘阁法帖》。肃府本《淳化阁帖》重摹于明朝后期，县馆藏《淳化阁帖》拓本均属兰州肃府本。

清乾隆瓷器是中国陶瓷史上的辉煌时期，馆藏的乾隆瓷器珍品有“郎红釉瓷瓶”造型端庄秀丽，红釉温和妩媚，郎窑，始与清康熙四十四年到五十一年（1705—1712），是由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景德镇督造的官窑瓷器，釉色以宝石红为主。这是一种用铜红釉烧造的高温瓷器，烧制十分不易，民间有“若要穷，烧郎红”的说法。此件属乾隆朝官窑瓷器之珍品。还有一件“蓝釉描金龙纹瓶”，它是在烧造好的素蓝釉上面用金泥描绘龙纹图案后二次回窑烧制而成，火候极难掌握，因而流传较少。另外还有清中、晚期不同时期的“青花留白繁竹纹瓶”、“粉彩花卉瓶”、“八宝瓶”、“三星瓶”、“山水人物瓶”、“粉彩戏曲人物瓶”、“广彩刀马人物瓶”等可谓琳琅满目、异彩纷呈。